原创 没想到，大鹏反派能演成这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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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汶儒：除了导演刚才说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会选它：因为我们都是东莞人，小时候也常常回家，那个时候东莞是刚发展起来，变化很大，我对当时的环境会有种熟悉感。因为故事发生在清远，所以我有种回归自己小时候的感觉，比方说影片最后放烟火，对我来说是有很深印象的，因为我小时候在香港是不让放烟火的，回家最开心的就是可以放烟火，所以最后放了一场烟火（的戏）进去。

所以这个案件，我觉得自己是能碰触的，有熟悉和回归的感觉。（导演）给我讲的时候，我就说好像这个我们比较有把握，因为我们都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。

Q2：还原90年代的时代氛围

小万：影片还原了90年代的气氛和环境，在剧本创作和布景、表演方面，是如何去保证这种真实感的？

李子俊：首先剧本里就有很多90年代的风格元素在里面。去找演员的时候，大鹏跟我们差不多年纪，家栋也经历过那个年纪，我觉得他们也会了解那个年代的人、那个时代的中国的发展。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比较有同感，所以我们都不需要说很多。

周汶儒：写剧本的时候，也是一直飘回90年代我在内地、在家乡看到的一些东西的感觉，我觉得其实很多演员他们也有经历过，尤其张颂文，他本来就是广东人。比方颂文在片中有一个那时候有身份的人都会带的公文包，夹在胳膊下面的。颂文就问我，知不知道这个包的拉链如果不好滑的话怎么办？他就马上找人去买蜡烛，他说以前他们是这样用蜡烛去润滑一下拉链。

还比方林家栋一开始是坐摩托车来的，是那种在街上问“两块钱去哪里哪里”的那种摩托车，是我们以前都经历过的事情。所以在现场我们和演员、美术指导一直在研究，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加进去。大鹏也有他自己的演绎，可能孙阳年纪小一点，会离那个年代远一点。

李子俊：孙阳在完成造型以后会穿着90年代的衣服跟我们去吃饭，去感受那个90年代的感觉，旁边的人会看过来，觉得这人很奇怪。

小万：讲到美术，影片中的场景、道具这方面实现起来有没有什么难度？

李子俊：难度当然有，因为现在没有这种地方了，所以我们找景的时候，很难找到合适的，比如说卡拉OK，比如说那个年代的派出所。美术做了很多的research（调研）给我们看，90年代的储蓄所、派出所是什么样的，我们的灯光还有镜头也有设计。你看那个年代的时候，有一些黄的光和白的光混在一起，不是现在看到的全都是一个颜色。

周汶儒：其实拍这个电影的镜头是故意挑了一个有点年纪、十几年前的镜头，拍出来跟现在的器材其实是不搭的，所以会拍得很痛苦，摄影师他很痛苦，因为那个其实很容易out-focus（失焦），因为焦点不对，但是我们很喜欢这个镜头透出来的质感。

而且补充一下，导演刚刚说到那个夜总会（卡拉OK），我们选了很久。因为我们要在目前这个时代拍90年代很难，尤其是广东变化太大，要去找类似于当时的那种场景还可以，可是旁边的环境可能都变得非常现代化。

我们就故意去找一些没人找的地方。夜总会我们找到的时候其实已经荒废了好多年，满地都是死老鼠，然后我们美术就把它重新翻新一遍。还有公安局，拍的时候剧组有人出汗出到要进医院，因为完全不通风，它没有空调系统，而且是很多年前的旧房子，人全压在里面的时候，那么多灯打着，很热。

我们两个还好一点，坐在通风口，我们拍完说ok，就马上跑去透气，但里面的工作人很辛苦，可是拍出来质感很好。

Q3：陈信文和陈欣年是一体两面

小万：影片故事不是单纯的警匪对抗，同时也展示了陈信文的心理和生活状态，两位怎么看待这种复杂性？

李子俊：我觉得人性有两面，很难绝对地说哪个是好人、哪个是坏人，你对家人、对外面的人，肯定有两面，是不同的。所以我们的选择是要写真实的（样子），我们不是要拍一个案件，是很想拍那两个人逃亡的过程，逃亡的路上遇到什么人。比如说他（陈信文）遇到他老婆，直到结婚，他没有讲过他的过去；他会打电话给他爸爸，因为他结婚还是会想到亲人，所以会有这样一个（戏）。

周汶儒：我写剧本，站在第一的可能是人物，其实所谓“人物很复杂”，是因为很多电影都把人物简化了。我入行收到的第一个剧本，人家叫我改，是要写一个坏人牵着两条狗，然后喂狗吃生肉，就说这个人很坏。我会觉得到底坏在哪里？一个人不会一觉睡醒后说“我今天做点坏事，我今天做一个坏人”，或者小时候写志愿的时候，写“我要当一个坏人”，没有这样的人。

一个人要去做坏事，他心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理由，要去麻痹自己，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做这件事情是不好，他必须要找到一个支撑点，所以陈信文他就一直在找理由。他抢劫，说是因为那道桥，其实不是这道桥，是他自己的面子。后来他保护孙阳（饰演的角色），一方面你可以觉得他很爱他的弟弟，另外一方面，他是不想他的弟弟出问题会影响到他。

我们身边可能就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有些时候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要去找很多理由去掩饰、掩盖，这个才是活生生的人，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复杂性，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（状态）。

小万：孙阳的角色其实和陈信文是正反面，在创作上是刻意给了这个角色更多表现吗？

周汶儒：对，因为陈信文这个角色他必须要是一个瞒住秘密的人。他不会很容易告诉别人他的计划，连他准备打劫，陈欣年都不知道。那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一个永远怀着一个什么重大秘密的人，必须要有另一个人把他激发出来，观众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事情。有谁可以一直在旁边激发？比方说最好的朋友，最不怕在旁边问“你到底想怎么样”的那种，亲人也是这种。

孙阳这个角色的功能性，是去让大鹏把他心里面的话讲出来，另外一方面，我觉得就算是恶魔，肯定也会有一些软弱的地方。陈信文对我来说，他就是一个意志力很强大的人，可你意志力再强大，也不代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没有牵绊，比方说他的家人、他的老婆。所以孙阳这个角色是故意把他加重，他的存在等于大鹏的存在，他是大鹏的一体两面，共同走这条路。一个受得了一个受不了，是想做一个反差。

我写剧本的时候，会想观众怎么看这部戏？因为一般来说这种警匪电影，警察就是天使，坏人就是恶魔，观众看这种太习惯了。所以我想放一个人进去，类似于我认识一个天使一个魔鬼，而我夹在中间的时候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，想给观众一个立足点（去思考这个情况）。其实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，如果我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堂哥，他可能说了一句话，我傻乎乎就跟他去打劫，结果就赔上了我的一生。

小万：影片结尾部分齐溪的角色知道陈信文是罪犯，还愿意和他一起逃亡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于人性复杂的表现，为什么会加入一个这样的细节？

周汶儒：一方面是这样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设定（这个角色）是在云南瑞丽的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老板。其实对她来说，她追求东西很简单，很满意老公，他是很好的一个人，对员工对家人非常负责。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话，她其实只能有两条路——我离开这个人，离开这个家庭，或者是经过一轮挣扎，还是愿意陪他。

一个小城市的比较朴素的女性的话，她可能就会选（继续）。而且，其实我也知道类似于这样的事，老公欠了什么钱跑了，她老婆也带着两个孩子一起，她后来知道他做的事情，可是没办法放弃家庭。

李子俊：而且我觉得中国人，尤其那个时候的女性，对家庭的观念还是很重的，所以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她没有把它（立即）放弃。片中有一句对白“我们三个人就是一个家”，所以这个观念就是，当发生事情的时候，她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也不知道逃跑会发生什么，但只想维系这个家。

周汶儒：齐溪也演得非常好，在现场的时候，有些演员在没拍他的时候，就在一边化妆啊什么的，齐溪不是。她会走来走去，你会真的觉得她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她跟女儿在玩啊，然后进进出出，跟其他人打招呼聊天，就真的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所以我觉得她是天才演员。

李子俊：而且大鹏也跟我们说“我发现我很能投入这个家庭”，因为有齐溪的眼神。

周汶儒：齐溪是很能带动（其他演员）的，我觉得她是让大鹏演的这一段能够落下来的一个强大力量，齐溪有很好的能马上进入状态的能力，所以拍摄时的气氛非常好，演女儿的小女孩演员，也特别认她。

Q4：每一个演员都不做第二人选

小万：讲到影片的演员，这次的阵容有很多反差的地方，大鹏演反派，林家栋演公安，最开始是怎么敲定这样的演员阵容的？

李子俊：家栋跟我合作很多，他对我很好。因为家栋他过往演的多是反派，我跟编剧就是想有一点改变，让喜剧演员的大鹏演反派，家栋演正派，就比较有（效果），我们想顽皮一点。

周汶儒：单纯就是反叛，我也不知道成不成功。那时觉得大鹏要演广东人角色，那必须要说广东话，那谁说国语呢？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有很多内地的演员可以演这个公安，但觉得既然找了一个东北人去演广东人，那不如再找一个广东人去演内地人。单纯的出发点就是我这不想林家栋太像林家栋，不要再演“东莞仔”。

李子俊：而且观众看起来有区别，家栋演这么多反派，演正派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。

齐溪是因为我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她很有创作力，就想着有机会肯定要合作。孙阳以前在香港演一些舞台剧，《过春天》里他表演得很好，我就（找了他）。之前我们的想象中陈欣年不是这么年轻的，我们想象的是年纪大一点，跟大鹏差不多的，但发现孙阳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可以试试看，去深入沟通了解他后才有了合作。

周汶儒：齐溪是我们都很想跟她合作，我自己非常喜欢她。她这个角色其实很容易演砸的，容易演成那种没见识的小城市女性形象，但她真的演活了一个满足于自己的家庭、到最后又有自己的挣扎，最后还答应和陈信文一起走的这样一个人，她把这种曲折演得很好。

比如说最后她和陈欣年对话，陈欣年说，不是杀了3个，是杀4个。在现场的时候，她会说知道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接下来“我会吐，不是哭”。哭戏对她来说很简单，可是她觉得如果十多年都是跟一个杀人魔睡在一起的话，我觉得我会马上吐。现场她真的就吐出来，我觉得这是她赋予角色的一些非常好的设计。

小万：大鹏的表演观众们看了都会印象很深，如何评价他的表演和最后的效果？

李子俊：他很专业，而且大家固定印象就觉得他是喜剧演员，但是他演反派，而且演到这个地步，我觉得他是启发出来了他的创作力，对我来说是完全认可的一个好演员。

周汶儒：对我来说，他就是陈信文，在现场我就一直叫他陈信文。现在他给我发微信，我都叫他陈信文、“陈总”。不管是大鹏还是那几个演劫匪的演员，衣云鹤、邵胜杰 、王梓尘、徐锦明等等，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关在房子写的这个剧本里面的人，最后都挑到了最符合角色的演员，是最佳人选。

他们演出来之后，我觉得每一个都不做第二人选。大鹏也好，其他人也一样，他们已经给了这些角色以剧本之外的一些生命力，我觉得很难得，真的很难得。因为不一定每部电影你都会遇到这一帮演员，包括导演控制的现场的氛围，让大家都非常投入，这种氛围也不一定是每一部电影都可以产出的。

Q5：感谢郑保瑞导演

小万：影片的监制是郑保瑞先生，他对于影片有没有提供一些什么建议？

李子俊：其实我每一次拍片的时候，我会打一个电话给他的，问他要给我一句什么话或者提醒是什么？他给我一个（建议）：你拍《第八个嫌疑人》，你就按着你的思路、你的方向去走。你觉得是怎么样，那个角色是怎么样，镜头是怎么样，光是怎么样，就按着自己的去走。因为他很疼我，所以会每次提醒我，而且每一天我们拍完的镜头也发给他看，他会有一些意见给到我，接下来怎么去走，我也会知道。

周汶儒：补充一句，郑保瑞是我们的监制，他也是一个有很多好作品的导演，我很感谢他，因为他从来不会教我怎么做事情。我写的剧本他不会说你这个要改，他永远只问一个问题，你想好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事情吗？

他的工作是帮我们去完成想法，他也会来现场，看见一个镜头后没有说这拍的不好，怎么可以更好，从来都不说这些。他只会告诉我，这个场景，你看到现在的这个画面，是不是就是你写的时候想象的东西？不是的话，马上调整。

所以他永远只强调一句话，就是让我去想清楚到底想要做什么，然后他替我们去摆平其他的阻碍。他从来都不会教我们改什么东西，都是教我们回归内心：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，你想好了吗？你很清楚，是这样的吗？好，那走去干。我非常感谢他对我们的支持。

李子俊：我跟过很多大导演，尔冬升、刘伟强、杜琪峯，他们教我很多，但是郑保瑞导演就是教我怎么当一个好的导演，这是他给我的做导演的力量。